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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前者，她務實地指出現代國家的要求與儒教秩序的對立之處，它們在個別地方的衝突可能明顯，也可能模糊，但在國家的前途上，二者只能取其一的基本抉擇是明朗的。當今學者在重新發掘清朝在歷史上取得的重要成就時，喜歡採取將它與古今其他帝國相比較的視角，這自然能使人輕易發覺它在疆域擴張、行政效率、提倡教化上的巨大優勢，但也容易模糊取得此種成就的前近代國家運作模式與現代國家統治思維之間的嚴格區分。對當今歷史學的借鑑另外，當今學者也通過強調清朝統治的滿洲特性，發掘盛清及其在此前獲得的成功與崇尚征服、重視武力的生存哲學之間的密切關聯，但以同治中興為代表的晚清社會，在漢族士大夫的帶領下卻是向儒家的基本教義回歸的，而這正是清朝在最後五十年間取得光榮成就和走向悲壯失敗的關鍵，它提醒我們清朝作為一個連貫的整體，在兩百餘年間經歷了何種程度的轉型和變化，因而在整體上評價它取得的成就時，不至於對其中的任意一方有所偏廢。「把思考中心交還中國」的史學潮流並不意味著前輩學者以西方現代性為衡量標準得來的結論有誤，而反能督促我們從中吸取新的借鑒。關於後者，即何為「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的問題，芮瑪麗也在全書開頭以維護儒家基本教義為出發點的「保守主義」概念上進一步作出了發展。「保守」或「革命」皆是相對的，即便限定是打著復興儒家口號的保守主義政策主張，在同治中興後的一百五十餘年間也是層出不窮。書的結語部分中介紹了蔣介石北伐成功後急劇的保守主義轉向的例子，即：蔣參考戴季陶等人的建議，重建了一套講求「仁義禮智信」儒家禮教體系， 試圖恢復士紳對地方的控制力，通過尊孔、推崇曾國藩等人物自命為中國文化捍衛者，藉此與中共旗幟鮮明的反傳統方針對抗——芮瑪麗認為，這種意義上的儒家復興，因其中西混合的思想基礎和淺薄實際的政治指向，而只是一種對同治中興的東施效顰。「名副其實的中國保守主義是在19世紀60年代進行最後一次抵抗的，」 一批才能非凡的傳統士大夫通過在全國範圍內重申儒家信仰，為國家建立了高效有力的外交工具、恢復了的農業生產、抑制了的通貨膨脹、訓練了昂揚鬥志的新式軍隊，才有資格作為國家以儒家基本教義為指導進行改革的最後一次嘗試。原始儒家的最後嘗試同治中興的失敗，即是正統儒家的失敗。儘管自康有為和他的弟子致力於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儒教組織起，持文化保守主義立場、立足中國文化本位的「新儒家」就匯流成一種政治思潮，並融入佛家、西學等不同因素在思想界長盛不衰，但以此為指導的實際改革卻在1860年代結束後退出了歷史舞臺。無論是蔣介石在1930年代宣導的「新生活運動」，還是「亞洲四小龍」於1980年代完成的「儒家資本主義」飛躍，都因其混雜的理論來源和現代型國家的統治技術，不足以證明正統儒家學說有在新時代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更遑論是「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了」。只有百餘年來的從未間歇的傳統價值取向衰落，仍使中國知識份子感到重建自我認同的困難，並伴隨著持續至今的「意識危機」，在心頭揮之不去。（全文完）（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碩士生）(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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